基于保障人权的立场，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应作为处罚法定原则的一个实质遵循。
一国的法律体系中的国家机构组织法、程序法就是这种章程，而位于法律体系顶端的宪法则是国家的总章程。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全面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八二宪法)。
党的领导和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一致的，宪法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宪法。(一) 1988年修宪，确认经济制度创新成果，推进经济改革发展 1988年4月12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首次以宪法修正案方式对八二宪法进行了修改。要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一) 旧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的立宪救国方案均以失败告终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命运就在频繁的制度更替中跌宕起伏，新制度的探索之路留下的是苦苦寻梦、屡战屡败的脚步。人民看国家、世界看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宪法来观察和判断的。
通过宪法将党的指导思想转化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并通过宪法修改使国家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是我国宪法的一个鲜明特征，也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保证党对国家和社会全面领导的制度安排。面对国内外复杂局势和各种风险挑战，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面向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特别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使命，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把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和国体内涵来表达。彭真明确指出，根据这个基本原则，草案规定了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应尽的各项义务。
[85]这对于一个地域广阔而又郡县林立的国家的意义在于：一是保持稳定的财政汲取能力以应对公共支出，防止财政区域分权和地方化集中主义对抗中央，[86]甚至出现官僚制中的封建制。[19]参见吕思勉：《中国通史》，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42页。[89]肖蔚云：《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这种权力结构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强调枢纽机关的存在和权威。
四、无组织力量：大一统宪法的当代挑战及回应 尽管大一统深刻规定了现行宪法的底层逻辑和具体内容，但同样也遗传给它最基本的挑战，那就是无组织力量对大一统的消解。[53] 三是统治与治理因素。
而现行宪法对直接民主的规定，则更是中国人没有阶层固化与贵族统治，平等参与公共生活之大一统逻辑的典型反映。[23]习近平：《深刻认识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2018年1月19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94-195页。[39]参见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二）国家权力配置中的分层而统一结构 与基本权利规范一样，国家权力规范也遵循大一统的现代政治本质，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表现形式，体现在现行宪法第3条规定的民主集中制，该条围绕国家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配置这两个领域展开，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度。
而当人民已经得到解放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后，当然要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充分地集中到国家机构里去，使国家机构成为一个坚强的武器。[52]而当年中华民国宪法之所以最终没有确立孔教作为国教，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有违中国多民族价值体系和合、交融的传统。乡、亭、里虽说是郡县制的基础结构，却并不是单纯的从属机构。今天看来，避免国家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防止地方发展与治理碎片化，抑制社会经济组织新形态无序扩张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有力维护大一统秩序的三个重要方向。
人民民主专政既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又看到了中国实现大一统、建立定于一的人民概念，不能忽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76]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8页。
它并非基本权利的概括限制方式，[101]而是规定公民义务的总条款，牢牢确保多元与一体的统一。[87]参见[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84]参见[日]増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吕静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三篇古代专制主义的成立及其经济基础。[34] 大一统最后表现为流动而一致的社会经济组织秩序。[28]相较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在帝国内部建立行省或殖民地，推行大一统的目的是维护开疆拓土的强权的最高权威和填补随着大一统国家取代地区性国家而来的社会解体造成的真空，[29]中国的差序治理则体现乃由四方辐辏共成一整体，非自一中心伸展其势力以压服旁围而强之使从我。对现行宪法进行历史解读也不是简单寻找古代中国政制中的特定原型，这往往会陷入以今释古的意义倒置之谬误，也不是仅仅寻找制宪、行宪历史所依赖的实践环境、材料[1]或制宪者的原初意图。[24]张文显：《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五个核心命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1期，第12页。[35]在社会经济领域，通过建立国家与个体的组织联系，防止贵族、豪强等中间阶层的把持、分化，实现了组织一体化。
这与马克思将西欧封建领主国家比喻为马铃薯结构完全不同，民—士—吏的流动循环以及国—民的经济一体，实现了社会信息沟通、职业联络和教化普及，极大巩固了一统的根基，[38]使得社会经济很难出现资源垄断、身份固化、阶级对立，实现了流动而一致的秩序。中国宪法理解的财产权并非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私人财产权，而是建构了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现行宪法第9条、第10条）和作为普通生产生活资料的公共财产权、私人财产权（现行宪法第12条、第13条）之复合体系，[107]同时建立了对企业财产经营进行民主管理的制度（现行宪法第16条、第17条），核心都是经济大一统逻辑下对纯粹私人财产权的抑制，防止个体或少数人垄断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或私人财富无序扩张，形成富可敌国的无组织力量。
[48]仅就疆土而言，可以说它就集中体现为一以贯之的、中心不变而边界模糊但认同相当明确的中国传统国家特征。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质内含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7]暗合并巩固了大一统的公天下思想，与之一脉相承，抑制了社会由于分化而碎片化的可能。
[92]因此，现行宪法几经变迁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区分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同样也有着流动而一致的大一统逻辑。准确地说，中国宪法上并没有平行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133]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载钱穆：《政学私言》，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例如， 英国确立了普选权的《1918年人民代表法》仍然基于性别、居住地而区分选举资格，《1999年上议院法》才艰难废除几乎所有世袭贵族议员。第5条第3款规定，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它的根本思路是章太炎对秦制平政的概括：创造社会身份可流动性与实质平等，摧毁阶级与身份固化的土壤。
[78]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在政治统治与治理层面，体现为分层而统一的管辖权结构。
[54]参见郑毅：《论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原则》，《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3期，第58-76页。第6条之所以规定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公有制摧毁了资产阶级统治和剥削的基础，为工人阶级实现大规模生产和夺取政权准备了物质条件。
[46]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66]参见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自商鞅变法开始，大一统的国家废弃建立在血缘嫡庶基础上的传统身份秩序，根据战功、品行、能力确立新的身份等级。但与议行合一体制不同的是，2018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作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接力中重要一环的国家监察机关，从而实现了自我决策、自我执行和自我监督的权力运行闭环。吕思勉：《中国通史》，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69、82页。它早熟而又日新，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天不丧斯文的象征，规定着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底层逻辑，塑造它的基本内容。
[131]以信息平台经济的崛起为代表，国家权力溢出政治系统，迅速平台化、社会化。兹举两个例子进行说明。
现行宪法尽管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集中体制，但同样也继承了大一统中多元而一体分层而统一的精神。[81]关于体系化的介绍，参见《宪法学》编写组编：《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35页及以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人民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就是由于这个原因。